国际贸易从来不是一件新鲜事。从丝绸之路到海上贸易通道，商品、资本和技术跨国流动从未真正停下脚步。进入过去十年，在“一带一路”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从少数龙头的战略选择，变成了几乎每一家制造业、外贸企业都绕不开的日常议题。 当前这一轮中东冲突叠加能源价格上行、关键航运通道受阻，已被世贸组织点名为2026年全球贸易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之一，也必然会传导到企业的订单、成本和回款安全上。

这几年，从广交会等展会可以明显感受到，中东地区采购商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沙特、阿联酋增长尤为明显，非洲地区采购商占比也在持续上升，很多订单通过迪拜、沙特等地中转，背后潜藏着“隐形中东风险”。在国内一线城市乃至三四线城市，街头巷尾的外国人构成也在发生变化：小时候见到的多是欧美面孔，如今中东、东南亚、非洲客商越来越多，正是这种结构性变化的直观体现。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购商在中国外贸结构中的占比已经超过六成，而欧美客户占比则略有回落。一方面，美国加征关税、出台“去风险化”措施，使得对美出口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同步上升；另一方面，欧洲相继推出包括2024年底正式生效的《通用产品安全法规》（GPSR）在内的一系列新规，对跨境产品安全、合规、可追溯提出更高要求，中小出口企业的合规成本明显抬升。尽管欧美市场在规模、品牌溢价和规则透明度等方面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但从增量和结构优化的角度看，中东、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来源。

一、中东局势的“3+2+1”风险圈层

从当前的冲突热点和风险外溢路径看，可以把中东局势大致拆分为“3+2+1”三个圈层，帮助企业快速判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致风险级别：

3大核心冲突区：

伊朗/霍尔木兹海峡

2026 年 2 月 28 日起，美以对伊朗展开联合军事行动，空袭集中打击伊朗军方设施、油气基础设施和防空系统，战事已持续一个多月且进入僵持阶段。

霍尔木兹海峡被多家机构评估为“极高风险航道”，航运保险溢价和绕航安排显著增加了全球油气与集装箱运输成本。

加沙/以色列及其外溢

加沙地带战争虽有多轮停火呼声，但彻底停火和重建进程依然艰难，安全与人道局势仍高度脆弱。 同时，战火已外溢至黎巴嫩方向，真主党多次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军则对黎南部展开空袭和地面行动，边境地区平民被大规模撤离。海法等港口和以色列沿海航线因此面临反复性扰动。

红海/也门

红海航道危机原本在2025年底因胡塞武装“有条件暂停袭击”而出现缓和，但2026年2月美以对伊朗开战后，胡塞宣布重启对商船攻击，红海–苏伊士航线再次蒙上阴影。 红海与阿曼湾一带对全球航运和能源供应的冲击正在叠加放大

2大次生风险区：

黎巴嫩/叙利亚

黎巴嫩已被进一步卷入这轮中东战火，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升级，以军对黎南部发动多轮空袭并在部分边境地带推进，局地战事升温，金融和政治风险同步上行。

叙利亚方面，美国在2025年中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国家层面全面制裁”，但对前政权核心人物、人权侵犯者、恐怖组织及其资助网络仍保留定点制裁，实务上依旧是高敏感司法辖区，需要逐笔做主体和用途的穿透性尽调。

土耳其/埃及

土耳其里拉在2026年3月再创历史新低，美元/里拉汇率一度突破44.4，过去12个月贬值超过17%，货币持续走弱叠加高通胀，使进口商支付能力和信用风险明显上升。

埃及仍在执行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和跟单信用证要求，对部分商品进口实施额度和审批限制，企业在与埃及客户签长账期或大额订单时，需特别关注对方能否按时获得批复和外汇额度。

1个“安全假象”区：

阿联酋/沙特

阿联酋和沙特整体政治稳定、营商环境相对友好，是当前中东少数“还能谈增长”的市场之一，同时也是大量中东、非洲、南亚货物的转运枢纽。 但在美欧制裁体系下，两国多次被点名为部分敏感货物和技术的“中转与洗白”通道；在当前美以–伊朗战争和红海危机叠加背景下，从迪拜、吉达等港口再转运至伊朗、叙利亚、俄罗斯等高风险地区的贸易，更容易触发银行和监管的强化审查。

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阿联酋、沙特不再能简单视为“安全市场”，而应被视为需做“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穿透审查”的重点合规地区。

二、对贸易的主要冲击路径

上述“3+2+1”局势，最终会沿着几条具体路径落到企业的利润表和现金流上：

1. 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显著上升

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一旦成为高风险通道，船公司要么叠加战争险附加费、拥堵附加费，要么直接绕行好望角，航次多出10–14天，运力被“锁”在海上，现货运价自然上行。

2. 港口与航线不稳定

包括以色列海法港、红海周边港口在内，时常因为安全风险提高警戒等级或临时停运，导致靠泊顺序、卸船时间难以预测，打乱原本精细安排的交货期和生产计划。

3. 汇率与宏观金融风险

土耳其、埃及等国本币大幅贬值，进口商购买力被快速侵蚀，即便合同约定美元结算，客户也可能因为本币崩塌、无法换汇或者融资成本飙升而违约或拖欠。

4. 制裁与外汇管制带来的“拿不走”的风险

货物顺利出运、客户也愿意付款，但因为美国及盟友的制裁、银行“过度合规”或者目的国临时外汇管制，款项在中转银行被冻结、结算路径被阻断，形成“赚的到，拿不走”的风险。

三、国际贸易中的风险关注点

通常情况下，企业的国际贸易链路分为三段：采购、生产、销售；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和合规环境下，还需要将贸易管制/制裁，独立拉出来重点管理。

1. 采购：

供应商资质，产品质量，原料价格、到货期，售后服务等。中东局势下还要关注大宗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波动对成本的传导。

2. 生产：

自己工厂/OEM/ODM，资质、良率、环境安全、货期等。交期一旦因为运力紧张、港口堵塞或上游断供被迫延后受到影响，很容易触发违约责任。

3. 销售：

客户（采购方）信用、物流、运输安排、保险、交货、付款、售后等。这里客户信用风险、物流中断、回款困难都是问题。对中东和北非客户来说，企业往往需要结合国家风险和客户资信情况，搭配“预付款+信用证+出口信用保险”等组合，避免单一依赖客户信誉。

4. 贸易管制/制裁

目的国/地

中东区域，贸易管制角度应主要关注，目的国/地及最终用户/用途，伊朗和叙利亚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中制裁的国家（伊朗是全面制裁；叙利亚25年底豁免部分），因此对于和这两个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均需严格审查尽调。

购买方

是否在各个清单上譬如美国工业安全局（BIS）的实体清单，美国财政部（OFAC）的SDN清单等。

购买用途

如芯片等敏感高科技产品，要排除流向军工企业或被用于军事建设的可能等。

四、六类具体风险点

风险一：出口管制/制裁合规

比起产品本身，中东地区更需要关注目的国/地及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其中，伊朗和叙利亚一直都是美国制裁的国家，伊朗是全面制裁的国家，仅药品、食品及通信技术可依 美国财政部OFAC 许可出口；而对于之前全面制裁的叙利亚在2025年底，政策略有放松，可以适用许可证例外 SPP（§ 740.5） 出口 EAR99 物项。

Source: EAR, § 740.5，更新于2026-04-10（查询日期：2026‑4‑10）

除伊朗、叙利亚外，黎巴嫩的真主党控制区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同样属于高风险的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建议企业不仅审查直接客户，还要对合作伙伴/供应商/代理等开展穿透式尽调避免“表面合规、实质高危”的情况。

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对非贸易”的隐形中东风险。很多发往非洲的货物会经由迪拜、沙特等地中转，看似是对非业务，实则可能嵌入中东转运链条，一旦最终流向受制裁地区或敏感主体，相关交易就可能在结算、报关、物流和银行审查中暴露风险。

案例：某国内化工企业被“坑”案

• 客户：阿联酋贸易公司

• 合同：CIF迪拜

• 真相：货物经陆路转运伊朗，货款通过伊朗银行结算被冻结

• 结果：损失$180万，卷入美国OFAC调查

这类案例说明，企业不能只看“第一手客户”和“第一到达港”，更要看真实流向和最终使用场景。

风险二：物流“三关”危机

当前中东贸易的物流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关键节点：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红海航线，以及中东主要目的港。

这类风险的特点是连锁反应明显：前端是海运不稳定，中间是交期拖延，后端则可能演变为违约责任、客户索赔和利润缩水。很多时候，企业不是做不成订单，而是订单接下来了，却按原计划“做不完、送不到、收不回”。

风险三：回款断层

外贸业务中，最危险的情形之一不是没有订单，而是订单执行完成后回款中断。回款断层，通常包括客户资金链断裂、目的国外汇短缺、进口管制收紧等情形，导致已出运货物迟迟无法回款，甚至出现部分“应收账款变坏账”的情况。

风险四：汇率问题

在土耳其、埃及等市场，汇率波动带来的问题早已超出财务核算层面，而是直接影响客户履约能力。即使合同约定采用美元结算，一旦客户所在国本币快速贬值，其采购成本和偿付能力也会明显下降，进而要求延付、降价，甚至拒收货物。

案例：某机械企业因汇率问题受损案

• 客户：土耳其公司

• 合同签订时：1美元=28里拉，合同金额50万美元，账期90天

• 交货时：1美元=38里拉，客户以“成本上升”为由要求降价20%，否则拒收

• 结果：被迫降价15%，损失7.5万美元

这说明，美元结算并不意味着没有汇率风险，客户本币波动最终仍可能传导到卖方利润上。

风险五：认证与准入壁垒

中东市场并不是“有客户就能卖货”，很多国家对产品准入、认证和注册有较高要求，而且近几年变化频繁。企业若仍然凭经验处理，很容易因为证书过期、程序变化或产品归类错误而影响清关。

目前较常见的市场准入要求包括：

• 沙特SABER：自 2025 年起，出口至沙特的货物原则上需通过SABER平台完成相应产品证书和装运证书办理，部分历史上的替代安排已不再适用，企业需关注最新HS编码和适用规则。

• 阿联酋ECAS：适用于部分电子、电气等受监管产品，是进入阿联酋市场的重要合格评定要求之一。

• 土耳其TSE：涉及部分机械和安全类产品标准。

• 埃及GOEIC：在纺织品等品类上仍具有较强注册和通关管理要求。

这类风险往往不是“不会做”，而是“没及时更新规则”。一旦因认证问题导致货物被扣、证书补办延迟或后续订单流失，损失通常远高于前期合规投入。

风险六：代理与合作伙伴风险

中东市场开发中，很多企业依赖当地代理或贸易中间商打开市场，这固然能提高效率，但也会带来额外风险。除了从出口管制/制裁合规角度筛查资质，对于中东的代理和合作伙伴，还可能有以下风险：

• 挪用货款

• 与制裁实体有关联

• 突然失联

• 通过中转安排掩盖真实最终用户

因此，企业在选择代理时，不能只看“是否有资源”，还要看“是否可控、是否透明、是否可追责”。

五、风险防控总体思路

应对当前贸易中的风险和挑战，与其在出事后补救，不如把风控体系前移，在交易开始前就把关键问题尽量识别和拦截下来。真正有效的风控，不是临时应急，而是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检查、可追踪的内部机制。

对于中东市场业务，企业至少可以从资信筛查、结算安排、合同设计、物流保险、汇率管理、信用保险以及数字化预警七个方面，逐步搭建自己的风险防控框架。

策略一：资信筛查前置化

企业在客户开发初期，就应建立基础尽调流程，至少包括：

• 查SWIFT代码（识别异常银行）

• 查制裁名单（EL、SDN）

• 查企业信用（注册资本、盈亏、业务范围）

• 查负面新闻（诉讼、破产、欺诈）

• 查关联关系（最终用户、转运风险）

很多重大合规问题并不是完全查不到，而是因为企业没有在接单前把“该查的”查清楚。

策略二：结算方式“风险阶梯”

不同国家、不同客户、不同风险等级，应匹配不同强度的付款保障机制。一般可以理解为一条“风险阶梯”：

• 低风险国家：可考虑信用证

• 中风险国家：优先采用保兑信用证或部分前T/T

• 高风险国家：尽量使用100%前T/T

• 极高风险对象：原则上不建议合作

结算方式不是简单的商业习惯，而是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市场风险越高，付款条款越不能“放松”。

策略三：合同“四道防线”

合同是企业控制风险的第一道法律工具。针对中东业务，建议重点完善以下四类条款：

• 制裁合规条款：如买方保证货物不转运至受制裁国家或敏感主体。

• 所有权保留条款：如货款付清前货权归卖方。

• 不可抗力条款：战争、制裁、港口封锁等免责。

• 争议解决条款：明确仲裁机构、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地，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适用中国法律。

策略四：物流与保险“双保险”

在中东市场，物流安排本身就是风控环节的一部分。建议企业：

• 选有中东经验的货代

• 购买战争险和罢工险

• 路线优化，避开高风险港口

很多企业过去习惯把保险视为“附属成本”，但在高风险市场，它实际上是利润和交付能力的一部分。

策略五：汇率风险对冲

针对土耳其、埃及等高波动市场，企业可以考虑：

• 远期结汇（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协议锁定汇率）

• 人民币结算（降低汇率波动影响）

• 价格调整条款（如：汇率波动超过5%可调价）

• 土耳其、埃及等高风险货币建议缩短账期，提高预付款比例

汇率风险如果不在前端设计中解决，最终往往只能通过让利来被动消化。

策略六：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在中东业务中尤为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覆盖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企业在使用时需要注意两点：

• 投保时间尽量前移，最好在合同签订前或最迟在发货前完成

• 出现拖欠、拒付、汇兑受阻等情形时，要及时报损、保留证据并配合调查

很多时候，工具并不缺，缺的是提前使用工具的意识。

策略七：数字化风控与预警系统

中东局势变化快，客户关系复杂，仅靠人工经验和零散表格很难做到持续、准确和留痕管理。随着企业外贸规模扩大，数字化风控的重要性会越来越突出。

企业可以结合自身规模逐步建立风险预警体系，例如：

• 建立客户、国家、交易路径的风险画像

• 对制裁名单、负面新闻和关联关系变化进行持续监测

• 对高风险市场订单设置专项审批机制

• 对合同、物流、认证、付款和保险资料统一留档，形成闭环管理

结语

中东仍然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增量市场，但越是机会大的市场，越需要更成熟的规则意识和风险意识。真正稳健的“走出去”，不是单纯地追求订单规模，而是在风险可识别、责任可分配、损失可控制的前提下，把业务做深、做稳、做长。对今天的外贸企业而言，建立系统化的合规和风控能力，已经不是“加分项”，而是进入高风险国际市场的“基础配置”。